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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就出现过具有票据意义的文书!

    古典中国的商业拥有灿烂的历史。早在隋末唐初之际,就曾出现过具有票据意义的文书。宋代《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个唐朝故事:一个书生向炼铁的尉迟敬德乞求银钱。尉迟敬德让书生写了一张字条“钱付某乙五百贯”,自己在字条上签上日期和署名。书生拿着这个“帖子”到了库房,保管者看到帖子,就将五百贯的银钱交给书生。[19]这里的帖子与现代的支票相类似,是一种无条件支付的命令。但帖子在当时并非普遍的存在,而是偶然的一种支付行为。至于支票,有观点认为其起源于唐代,当时称为帖,与现代支票相似发票人先将金钱存入金甲人(类似于银行)处,由金甲人按发票人所出之帖向持帖的人支付。
 
    随着盛唐时代的来临,中国国力逐渐强盛,经济快速发展,商品贸易空前的繁荣刺激了古代票据的产生。当时,各地商人异地交易增加,往来频繁,交通的不便和钱币的沉重给商人携款外出交易带来极大的不便和负担,到了唐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名为“飞钱”的票券,用以解决远距离运输货币的不便。《新唐书》中记载:商人在京城将买卖所得的银钱,交付地方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付在地方设有联号的富商,由他们制作票券,半联发给商人,半联寄往各地的分号。商人回到地方后,将手中的半联与上号的半联相对,“合券”取钱。这种飞钱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汇票,它本身并不是钱,而只是一种用来取钱的工具,方便在异地贸易的商人输送金钱。
 
    宋朝初期,出现了官方形式的票据———便钱,由朝廷在各地设立“便钱务”,商人先将银钱交给本地的便钱务,便钱务签发名为便钱的票券给商人,然后商人凭便钱到异地的政府取款。宋朝中央政府规定,对于持便钱的商人,应当日付款,不得延误,否则要受到科罚。这里的“便钱”类似于现代的见票即付的汇票,而且它是由政府机关发行、兑换,由中央政府主导支持,具有较强的效力和可信度,促进了便钱的使用。
 
    宋朝前期,还出现了商人创设的“交子”,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和本票。四川地区的富商联合设立“交子铺”,向商人发行交子,商人既可以交子代替金属货币进行贸易,也可以携带交子到异地的交子铺兑换金属货币,以避免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后来因为民间私人管理不善,一些富商衰败后信用丧失,无法再用货币兑换交子,导致交子使用最终衰落。但没有交子又不利于商贸往来,于是政府将交子由民办收归官办。政府设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禁止民间交子的发放。
 
    明朝晚期,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出现,早期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票据的使用。这一时期的山西商品经济发达,晋商广泛活跃于全国的商业活动中,在各地设立“票号”、“票庄”,经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20]这些票号发行各类汇券、汇兑票、庄票、期票等票券,商人持票到异地的分号兑取现金货币,也可以直接以票券进行支付、交易,与现今的汇票、本票相类似。
 
    到了清朝中后期,钱庄经营达到鼎盛时期,票据进一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票据越来越完备,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泛,山西商帮就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清朝末年,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银行制度进入中国,钱庄逐渐衰落,中国古代的票据很快被西方现代的票据取代。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票据,但在农耕文明与官僚帝国的历史背景下,商业发展长期得到抑制,商品经济无法发展出与自己相配套的法权系统,完善的票据制度、科学的票据分类与精细的技术化票据规则始终未能建立。虽然有各种票券,但票据的主要功能一直停留在货币兑换阶段,票据流转频率不高,融资和信用功能没有发展起来,与西方现代的票据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性差距。由此可以看出,票据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经济与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