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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交付票据的风险与立法模糊有关系!

    我国票据立法对单纯交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法律规范中。可以说,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对有关案件有不同的处理结果,与现行立法的模糊性和法官审理票据纠纷的专业水平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单纯交付票据存在的风险与立法模糊有很大的关系,其中道理,请看承兑汇票贴现报价平台的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以下内容。
单纯交付票据的风险与立法模糊有关系!
1、对空白支票及其单纯交付的承认存在模糊地带
    《支付结算办法》第119条规定:“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则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两个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容易使人们误解。在票据实务中,争议当书人可以《支付结算办法》中“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的规定,对以单纯交付方式取得空白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还可以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认为其同样要求空白票据的转让必须补记被背书人。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付款时的处理,并不涉及票据权利流转。
    
    有学者主张,“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结算办法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一种行政规章,对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仅有参照适用的效力,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更多地应从票据法原理和票据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出发,正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为作出符合法理要求的判决奠定基础。还有人指出,《票据法》颁布之前实行的《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76条不但肯定了空白支票的效力,而且明确认可通过“单纯交付”转让支票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法律给了“单纯交付”一条途径,所以在《票据法》颁布前的十多年时间里,通过“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在上海地区屡见不鲜,已为商事主体所认可并成为一种习惯。遗憾的是,《票据法》未规定空白支票的单纯交付,2004年《票据法》修改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缺乏相关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意见,导致法院在审判时只能以理论作为理由支撑,使票据行为人在交易时缺乏可预测性。
   
2、对空白背书及其单纯交付的承认存在矛盾
    《票据法》第22条规定,出票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汇票无效;第27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但是,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30条进一步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支付结算办法也有近似规定。
    
    如此一来,出票必须记载收款人名称,收款人要转让汇票的,按照《票据法》第27条和第30条,只能采取记名式背书,任何后手持票人要转让汇票的也只能如此。所以,立法并未准许空白背书。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明确承认了空自背书的有效性。即便这样。法律并未对票据适用单纯交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虽然司法解释有合理性并在审判中有适用的优势,但是,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矛后是显而易见的。矛盾的规定必然给人们的理解带来困惑,给票据行为人造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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