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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承兑汇票不获承兑,拒绝证明被定为追索权的形式要件!

    依照我国《票据法》第62条的规定,银行承兑汇票不获承兑,拒绝证明是拒绝承兑人或者拒绝付款人向持票人出具的记载拒绝理由的证明文件,在票据法原理中被定性为追索权的形式要件,退票理由书是拒绝付款人向持票人出具的说明退票理由的证明文件。
    
    持票人行使承兑汇票追索权时,对被拒绝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是《票据法》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拒绝证明在形式上证明拒绝承兑或者拒绝付款事实,在票据法原理中被定性为追索权的形式要件。不仅我国票据法如此,《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和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也这样。英美国家的票据法则不同,拒绝证书仅是国外票据行使和保全追索权的要件,大多数的国内票据则不必作成拒绝证书(《英国票据法》第51条第1、2款;《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一505条)。我国票据立法中规定的追索权行使的形式要件,与《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相近而隔绝于英美法系。
    
    从票据立法和原理看,拒绝证明的作成和出示是追索权行使十分关键的一步。概括地说,拒绝证明的作用有三:一是证明持票人按规定行使和保全银行承兑汇票的权利;二是证明银行承兑汇票不获付款或不获承兑;三是防止票据债务人受欺诈而负担不必要之清偿责任。
    
    拒绝证明作为一项事实的外化表现,并不对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但是,我国法律对拒绝证明的作用规定得极为严苛。问题是,规范如此规定,法律的运行又是如何的呢?倘若拒绝证明缺失,持票人的权利就真的无法在票据法律关系中主张和得到支持了吗?还有,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公平合理?下面的相关案例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分析材料。
银行承兑汇票不获承兑,拒绝证明被定为追索权的形式要件!
    2017年5月15日,沙坝市化肥厂与伊阳县编织袋厂签订了编织袋购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由编织袋厂在20天内向化肥厂供应50公斤装的标准拉丝编织袋10万条,每条0.5元,共计5万元。4月30日,编织袋厂将全部编织袋按约定的方式发运至化肥厂,化肥厂于同日签发了一张以化肥厂的开户行为付款人、编织袋厂为收款人、票面金额为5万元、出票日后3个月付款的银行承兑汇票,经签章后交付给了编织袋厂。5月12口,编织袋厂向立新机械厂购进一台编袋机,价款5万元整。于是,编织袋厂将由化肥厂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背书转让给机械厂。5月20日,机械厂持该汇票向化肥厂的开户银行提示承兑,开户银行则以化肥厂账户存款不足为理由拒绝承兑该汇票,机械厂随即要求开户银行出具拒绝承兑证明,银行予以出具,但是,机械厂经办人员在回厂的途中将该拒绝证明书丢失。于是,5月21日,机械厂前往编织袋厂提出追索请求,遭到拒绝。机械厂遂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编织袋厂支付5万元的票据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机械厂通过正常的交易关系以及合法背书取得银行承兑汇票,成为该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持票人,理应在合理的期限得到承兑及付款,遭到拒绝承兑后,本可依据《票据法》第61条第2款的规定,向背书人编织袋厂行使追索权,然而,由于其丢失拒绝证明,依据《票据法》第62条及第65条的规定,丧失了对前手即背书人编织袋厂的追索权。化肥厂的开户行作为付款人,依据第65条但书之规定,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
    
    从该案的判决结果看,法院最终认定编织袋厂不受追索,付款人负有最终的清偿义务应当承担票据责任,在法律中有据可循,《票据法》第65条的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这是对持票人怠于行使权利的一种惩罚措施,“民法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不过,根据该条之但书的规定,即使持票人丧失了对前手的追索权,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