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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析:票据伪造与票据行为无权代理!

    票据行为的无权代理,是代理人欠缺代理权的票据代理。而基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无权代理必须具有严格的形式性,符合票据的文义性和要式性的要求。因此,“票据行为无权代理可看作是具备形式要件,但欠缺代理权这一实质要件的票据代理行为”。所谓形式要件,指的是代理人必须在票据上自签己章,并表明其代理关系。

深度解析:票据伪造与票据行为无权代理!
 
    世界各国的票据法对票据代理均规定了严格的显名主义制度,即要求代理人在票据上表明其与本人的代理关系,并且符合票据的外观主义理论。我国(票据法)第5条第1款规定,“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这就是票据代理显名主义的典型规定。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也分别有类似的规定。而在票据伪造中,伪造人并没有在票据上自签己章,也没有任何显示代理关系的记载。因此,与构成票据代理所必需的形式要求相去甚远。
 
    票据的无权代理与票据伪造这两种票据关系的不同,也导致了在举证责任制度上不同的分担方式。从举证责任承担的角度来看,根据票据法中保护票据流通安全的原则,票据行为的无权代理,应由代理人承担责任证明有无代理权限较为公平合理;而票据伪造发生后,则往往要由被伪造人负责举证,证明票据上的签章并不是其本人的或由本人授权实施的。
 
    在票据伪造法律责任归属的研究中,有学者主张应对伪造人准用无权代理人的法律责任,即使伪造人承担票据责任。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对伪造人责任的加重,在以立法防范票据伪造行为发生的意义上,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票据伪造行为发生之后,伪造人在票据转让后一经
获取其预期利益,多采取隐匿方式,寻觅其下落已属不易,而且伪造人多为无经济能力承担票据责任的人,责令其承担票据责任,与票据所倡导的简便、快捷的交易方式相违背,同时也不利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因此,立法上不应采取这种归责方式。
 
    在有关票据行为无权代理与票据伪造关系的问题上,各国票据法一般未作明确区分,也没有承认二者具有种属关系。大陆法系一般倾向于强调二者的区别,规定票据伪造不得援用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的处理方法,并且认为票据伪造行为不可追认。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判例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演变。
 
    日本大审院昭和8年(1937年)9月2日判例曾确认:“冒用本人名义,签本人名义于票据上,系属伪造行为,非无权代理行为,本人不得追认。这一判决所确立的原则表明日本法院对票据伪造与票据行为无权代理持区别态度,但在此后的判例中这一判决所确立的原则却逐渐被推翻。其中日本最高法院昭和41年(1966年)7月1日的判决确认,“票据伪造一经追认,出票行为即自始对本人发生效力”,判决上诉人以“伪造票据经追认不能转为有效”为上诉理由提出的上诉不成立,由对伪造票据行为进行追认的追认人承担与票据出票人相同的票据义务。
 
    此后,日本最高法院昭和49年(1974年)6月28日判决确认,依日本(票据法)第8条的类推适用,由伪造票据的伪造人承担票据上责任。并进一步阐释其判决要旨:(票据法)第8条规定的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并非依应承担责任的签名而发生之责任,而是对于其所进行的、名义人本人应承担票据上的某种责任的表示而发生的一种担保责任;在票据伪造的场合,就名义人本人姓名的使用无任何权限的人,在进行名义人应承担票据上的某种责任的表示这一点上与无权代理人的场合并无不同。因而,在确认做出票据签名之人的责任时,并不因代理表示之有无而产生本质性的差异,对于无任何代理表示而直接做出本人签名的伪造人亦得依(票据法)第8条的类推适用而使其承担与无权代理同样的票据上的担保责任,乃属当然之事。这样解释的话,对于票据的伪造签名者,就可以不通过依票据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这一迂回的方法而直接追究其票据上责任;而且,通过将票据伪造人追加为本来即应承担票据责任的债务人,可以使善意的票据持票人得到更多一层的保护,更有利于交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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