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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变造的证明对象所包含的三个方面!

    关于票据变造,其证明对象不是单一的,票据变造的证明对象所包含的有三个方面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耐心往下阅读:

票据变造的证明对象所包含的三个方面!
 
    一是变造的有无;二是签章的时间(变造之前或变造之后);三是变造前原记载内容。这三方面内容既互有联系互相依存,又相互区别相对独立。但传统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将证明对象单一化,并在此基础上对三种理论作以比较、互相争论,好比是“盲人摸象”,可是这三种理论在证明对象上实际上却是齐有偏重的,这种争论自然很难有结果。
 
    在票据变造的证明对象的三方面内容中,通常可以将“变造的有无”与后两者相分离,解决变造事实问题,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第一阶段;而将“签章的时间”和“原记载内容”结合在一起,解决变造的效果,即票据债权债务内容问题,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第二阶段。我们首先应当就票据变造三方而的证明对象分两个阶段,依上几述三种理论分别作以分析,以便在比较的基础上,对举证责任的分配结果有一个初步了解。
 
一、关于变造的事实
    依据外观主义说,票据外观状态应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票据具有明显的变造外观痕迹,此时应以票据变造事实存在为常态,由主张票据上无变造的持票人承担举证责任。另一种是票据上不存在变造的痕迹,则无论是由于出票人及其后签章人之过失而提供变造之便利,还是变造人的造假技术高超,一般来说,应视为票据无变造,关于变造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有变造存在的签章人负担。例如,出票人将支票的出票日期由七月30日改为九月30日,但变更行为是出票人自己所为,并于涂改处签章,从外观上看无变造之迹象,如果收款人不能提出确实证据,证明变更行为是在其背书之后所为则视为票据无变造,有效的更改成立,因为一般来说,背书是附属票据行为,通常发生在出票行为(包括更改)完成以后。
 
    依据利益主义说,无论票据上有无变造的痕迹,应将票据无变造视为常态,举证责任由主张票据变造存在的当事人负担。但是,其完全不考虑票据外观对持票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影响,极可能损害出票人及变造前签章人的利益,而且,对于“无更改签章而变更痕迹明显的票据推定为无变造也有悖于情理。依据要件主义说,关于变造的事实不存在举证责任问题,通常“变造事实有无”证明之必要在于票据债务人,而且因为变造并不是导致票据权利关系得丧变更的要件事实,即使签章人需要证明变造的存在,也只是证明之必要性的体现,而非举证责任使然。
 
    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变造的事实”通常作为单独的证明对象,但在特殊情况下它又可能同“签章的时间”紧密结合,与变造的效果一起作为同一证明对象,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如前述案例,出票人对出票日期的变更行为发生于第一背书之前或之后,同时也是界定票据更改或票据变造的关键所在,此时变造事实的确定也是第一背书人债务内容的确定。
 
二、关于变造的效果
    依据外观主义说,对于没有变选痕迹的票据依据权利的外观理论,为保护善意持票人,票据债务人须负担举证责任,反之,对于具有变造痕迹的票据,则须由持票人承担举证责任。的确,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对于保护善念持票人的作用很大,但就举证责任的分配而言,票据变造还应以民半诉讼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作为基本原则,权利外观理论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影响,但并不是举证责任的原则,况且,以票据外观作为认定持票人善意与否的标准过于绝对,毕竟不应由变造人的造瑕技术水平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利益主义说,则是将关于变造事实和变造效果的举证责任合而为一由主张变造存在的当事人对变造的李实及变造的效果一并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对证明对象不加区分,导致举证责任负担过重,无论将之负担于票据债务人或持票人哪一方都会有失公允,导致利益失衡,甚至可能助长变造的滋生蔓延,不利于票据的安全流通。
 
    要件主义说同外观主义说和利益主义说相比,在理论构成上具有优势,充分贯彻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从本原则,但对“主张”的理解过于僵化单一。所谓“主张”即行使权利之意,请求权、抗辩权均属于权利范畴,在票据上不仅请求权的行使为“主张”,抗辩权的行使亦为“主张”,要件主义说过于机械简单地理解“主张”,将其仅视为票据债权的主张,单纯地将举证责任归于持票人,致使持票人负担过重,损害了善意持票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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