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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上善意支付中恶意及重大过失的衡量与判定

    在票据法上,有关善意及恶意规定,主要有三:
 
    一是善意不受抗辩,恶意则受抗辩,即“在票据债务人得对执票人的前手主张对人的抗辩的场合,该持票人明知有害于票据债务人而受让票据时,票据债务人得以对其前手的对人抗辩事由,对该持票人主张抗辩”。
 
    二是善意取得票据权利,恶意则不能取得,如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述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承大过失取得票据权利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三是善意支付可以免责,恶意不能免责,如我国(票据法)第57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票据法上善意支付中恶意及重大过失的衡量与判定
 
    由上可见,阻碍票据抗辩切断的恶意抗辩,其构成要件只限于票据取得人的恶意,即无论票据取得人有无过失,只须其不知抗辩事由的存在,票据债务人就无从主张恶意抗辩,与善意取得、善意支付的主观的构成要件颇不相同。以下对二者之区别做一分析:
 
    善意取得、善意支付,一是自背书连续之受让人手中取得票据权利,一是对背书连续之持票人给付票款,善意取得人和善意支付人都对于票据权利形式外观具有积极的调查义务,即使存在背书签名伪造及票据持票人为无权利人等实质无效的原因,只要票据取得人或票据付款人对此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对二者都不生影响。但此时恶意及重大过失在善意取得、善意支付中的具体内涵和标准是否一致,也即是说,票据取得人或票据付款人对于实质无效的原因所负有的一般注意义务可否谓同一?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从二者有无调查权观之,为减少票据付款人的风险,促进票据的流通,票据付款人的调查义务仅限于从票据外观人手的形式调查义务,票据付款人不负有实质调查义务,但有的国家像(日本民法)第470条规定,“指示债权的债务人虽有调查其证书所及其签名盖章的真伪的权利,但并不负其义务。但债务人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其清偿无效”。可否认为此种规定适用于法定指示证券的票据,即票据付款人虽不负有实质调查义务。但是票据付款人对于签名真伪、持票人是否为真实权利人等实质事项享有调查权。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如允许付款人对要求实质调查的事项享有调查权,则会因为对于调查所要求的时间,付款人一般不负迟延履行的责任,就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借行使调查权之名而迟延付款的危险,从而有违于票据法的敏捷性的根本要求。善意取得的票据取得人则对于票据的实质调查事项负有调查权,显而易见,正如买货人自应有权检查物品之好坏,不再多述。
 
    第二,从举证责任承担的角度视之,如前所述,背书连续其有权利证明、资格授予的效力,即以形式上背书连续,推定执票人为票据权利人,此乃属于法律上权利的推定,善意取得人仅以背书之连续,即可证明权利的存在或是仅在背书欠缺连续性时,票据取得人才对于善意取得负举证之责;而票据善意付款在背书连续时,而就背书签名真伪等产生争执时,如若推翻背书连续时法律推定的持票人的权利,不但要证明存在背书实质无效等原因外,因依票据法规定债务人不得以白己与持票人之前手问所存抗辩之事由对抗持票人。所以善意支付人还必须举证证明持票人取得票据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正如某一日本判例所谓“就被告而言,仅主张证明本案之本票,原告非基于有效的发票及背书而据有,尚有不足。必须就本票人有恶意及重大过失,一并主张及证明”。或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基于票据之流通性,无因性及交易安全,背书是否连续,只需依支票背书之记载,形式上得以判断其连续即可,故纵背书中有无权代理人所为之背书或背书有伪造之悄形,然于背书之连续并无影响。因此,票据债务人对形式上连续背书票据之持有人,除主张并证明该持有人,以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取得票据外,无法免除其票据上之债务”。可见,在背书连续时,票据付款人若拒绝付款举证责任负担沉重,而善意取得人则在背书连续时无论是取得票据或是行使权利时都无举证责任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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